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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剽窃《“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兼谈学术剽窃与抄袭的区别 ...

2010-7-21 15:14| 发布者: xueshuai| 查看: 763| 评论: 0|原作者: 王先胜(重庆文理学院)|来自: 学术批评网

摘要: 在学术上,无论抄袭或剽窃,“脏物”永远不能甩掉,这是事主没有偷实物者幸运的地方。但是很多抄袭者、剽窃者可能不明白这点,或者说他们没有认真想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抄袭和剽窃打击不力,或者根本上就 ...

在学术上,无论抄袭或剽窃,“脏物”永远不能甩掉,这是事主没有偷实物者幸运的地方。但是很多抄袭者、剽窃者可能不明白这点,或者说他们没有认真想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抄袭和剽窃打击不力,或者根本上就不重视,没有专门的部门查处,不像治安问题那样有派出所及其他相关部门管理,而抄袭和剽窃又常常迅速带来实惠甚至有长远和长久的利益。事主很少受到震慑,故抄袭、剽窃猖獗。

沈阳行政学院教授叶伟夫和辽宁工艺美术学院讲师叶芃合作署名发表的论文《红山文化礼玉美术禷俗析疑——探索牛河梁玉雕四象所凸现的史前天地四神观》(载杨伯达等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古玉今韵——2007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文集》,以下简称《析疑》或叶文)多处抄袭、剽窃拙稿《“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为了掩饰抄袭行为,他们略做一些词句变动就导致很多一知半解或者错误的地方,符合方流芳教授所言“剽窃者又常常是谬误的制造者:剽窃总是伴随着对原著的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和曲解篡改,因此,剽窃作品常常贻误读者”(《学术剽窃和法律内外的对策》,《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不仅如此,为了掩饰抄袭行为他们还在文章中故意歪曲、篡改原稿意思表达,把不属于原稿的意思强加于原稿及原作者,同时也存在刻意制作一连串伪注以蒙蔽编辑和一般读者等等作弊行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学术剽窃行为,具有学术剽窃的基本特征与表象,虽然技法并不高明。

为了让学界对学术剽窃行为有更多的了解和警惕以及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案例,本文将对叶伟夫和叶芃合作论文的剽窃行为与事实做简单介绍和说明,同时表达作者对学术剽窃与抄袭之区分的认识与理解。

一、《析疑》“上篇”之《一、宇宙自然的生化与天地方位初识》第3自然段(《论坛文集》第360-361页)全部抄袭自拙稿《“炎黄大战”第24项证据(或理由)》(“象牙塔网”2004年4月26日发布,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413.html)。

《析疑》文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发表的两件姜寨遗址一期所出彩陶盆,有两件可谓是远古先民探索八卦和四象的例证:甲,盆口沿饰四组露地短线纹、四条露地斜线纹分居四正四隅方位可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每组露地短线纹为五条短线,计二十条短线可纪十月太阳历阴阳两年二十个月;乙,盆口沿饰彩色短线纹、露地短线纹各九组,彩色斜三角、露地斜三角各九个,每组彩色短线纹、露地短线纹均是三条,即该盆口沿彩色纹饰可分为九组,每组有短线纹三条、斜三角一个计四数,合计彩色纹饰为三十六数可纪十月太阳历一月三十六天,相应地露地纹饰总数也是36可纪十月历一月三十六天。甲、乙两件彩陶盆口沿纹饰共同构成一本十月太阳历历书,前者纪年纪月,后者纪日纪月,可谓珠连璧合。半坡遗址出土四鹿纹盆在内壁画四个鹿纹均匀地分布在四方位表示“四陆”(四象:四方神)[5],又在口沿按四方八角布数二十八既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又表示二十八宿绕北天极作周天视运动[6]。我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据文献资料,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我国已行用阴阳合历;也有人认为,我国自夏朝以来(图十)皆行用阴阳合历,《夏小正》即是十二月阴阳合历。“大约是从伏羲时代至夏代这段时期内形成的。这种历法一旦创立,便在夏羌族中间牢固地扎下了根,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它是世界历法史上创制时间最早的历法之一,是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历法”[7]。另有专家则对十月太阳历和火历这两种历史上湮失已久的历法作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认为它们与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相关,而且商代和楚人都行用过火历[8]。

前面大半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发表的……”到“……表示二十八宿绕北天极作周天视运动” 抄袭自《“炎黄大战”第24项证据(或理由)》第4自然段,原文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版)发表的两件姜寨遗址一期所出彩陶盆(图见该书彩版8页、9页):甲盆口沿饰4组露地短线纹、4条露地斜线纹分居四正四隅方位可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每组露地短线纹为5条短线,计20条短线可纪十月太阳历阴阳两年二十个月;乙盆口沿饰彩色短线纹、露地短线纹各9组,彩色斜三角、露地斜三角各9个,每组彩色短线纹、露地短线纹均是3条,即该盆口沿彩色纹饰可分为9组,每组有短线纹3条、斜三角1个计4数,合计彩色纹饰为36数可纪十月太阳历一月三十六天,相应地露地纹饰总数也是36可纪十月历一月三十六天。甲、乙两件彩陶盆口沿纹饰共同构成一本十月太阳历历书,前者纪年纪月,后者纪日纪月,可谓珠连璧合(姜寨先民不一定是用发表的这两件彩陶盆配合,但这样的两件彩陶盆用作历书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半坡遗址出土四鹿纹盆在内壁画四个鹿纹均匀地分布在四方位表示“四陆”(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也作如此认识,参见该书66—6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又在口沿按四方八角布数二十八(其中“个”纹4个计数12,四画线纹“? ? ”4个计数16,合计28划)既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又表示二十八宿绕北天极作周天视运动(见《西安半坡》图版87,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后面小半从“我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到结束“……而且商代和楚人都行用过火历” 抄袭自《“炎黄大战”第24项证据(或理由)》第3自然段,原文是:我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据文献资料,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我国已行用阴阳合历;也有人认为,我国自夏朝以来皆行用阴阳合历,《夏小正》即是十二月阴阳合历。自1980年代初以来,我国学者相继发现和论证我国远古时代还行用过十月太阳历和火历。刘尧汉、陈久金、卢央、阿苏大岭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报道他们在四川大凉山、云南小凉山彝族地区调查发现、发掘十月太阳历的情况,论述十月太阳历在古代的存在。陈久金等学者还认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而十月太阳历的创制则“大约是从伏羲时代至夏代这段时期内形成的。这种历法一旦创立,便在夏羌族中间牢固地扎下了根,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它是世界历法史上创制时间最早的历法之一,是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历法。无疑,它在天文学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第4期;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合著《彝族天文学史》23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庞朴、郑慧生等学者则认为古人还创制和行用过以二十八宿东宫苍龙之心宿(俗称大火星)为授时星象的历法即火历,这是一种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历法,古代文献中的“火正”即司职火历。自1978年始,庞朴先生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论述这种久已湮失的历法(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庞朴《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庞朴《火历钩沉——一个遗失已久的古历之发现》,《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田合禄、田峰先生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十月太阳历和火历这两种历史上湮失已久的历法作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认为它们与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相关,而且商代和楚人都行用过火历(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叶文把我的两段文字颠倒前后关系并做了一些删节拼凑在一起,但它的马脚很多。

1、前半部分叶文仅增加了一句话“有两件可谓是远古先民探索八卦和四象的例证”,而加了这句话就出现两个问题:①叶文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发表的两件姜寨遗址一期所出彩陶盆,有两件可谓是远古先民探索八卦和四象的例证”,反复说“两件”明显重复;②文中所说姜寨一期那两件彩陶盆纹饰内涵表达主题是十月太阳历,兼与一年四时八节相关,而不是“远古先民探索八卦和四象的例证”。

2、叶文把原文中与天文历法相关的数学数字改为语文数字,但还留下一个数学数字“36”没有改,在整段文字中显得怪异,而且原文“珠连璧合”中的错别字叶文也照收不误,说明它是直接从网上把我那段文字复制过来的。

3、叶文把原文的夹注全部删除而加了四个尾注,给人的印象好象是他们自己的而且很严谨,实则不然:①注[5] 、[6]、[7] 、[8]均是抄袭自原文夹注。②叶文在注[5]前加了“(四象:四方神)”几个字又加出问题。半坡四鹿纹盆我认为四鹿分布四方寓意“四陆”即四方星象,也与四时相关,但再延伸为“四方神”就有问题了。“四方神”都是鹿神吗?可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虽然中国古代文化中四陆、四象、四神关系那么紧密)。③注[6] 前的内容是我对四鹿纹盆口沿纹饰的理解,删除我的具体分析又不说明引自拙文而直接加注为“见《西安半坡》图版87,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析疑》文后注释)就变成了《西安半坡》的理解,《西安半坡》是没有这个内容的。

4、后半部分因为删除原文较多,句子已不能相互衔接,给人的印象是颠三倒四、牛头不对马嘴:①从“我国传统的历法……”起一直说的是阴阳合历,而后引用陈久金等人的研究“大约是从伏羲时代……”那段话是用于说明和证明十月太阳历的,叶文删除中间论述十月历内容后让人莫名其妙,当然其表达的意思也是错误的;②叶文删除了原文对火历的论述,而将“另有专家则对十月太阳历和火历这两种历史上湮失已久的历法作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直接接在陈久金等人那段话后面又是莫名其妙,前面没有谈火历,何来对火历“作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5、叶文在“我国自夏朝以来(图十)皆行用阴阳合历”中间加入“(图十)”,查其文后附图,结果是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一块玉牌饰,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真是莫名其妙!这块玉牌饰对说明或证明文章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它跟阴阳合历有什么关系?跟那段文字说到的其它历法有什么关系?跟作者文中论述的“四象”、“四神”或者“宇宙自然的生化与天地方位初识”有什么关系?。按叶文的逻辑,那个“(图十)”附二里头文化的任何一件器物都一样。

6、由于叶文把“四象八卦”的“四象”与天球四方“四象”、“四神”混为一谈,因此其行文极其混乱。抄袭自拙稿而拼凑的那段文字主要是谈古代天文历法尤其是十月太阳历、阴阳合历和火历的,它们与叶文所谈的“四象”、“四神”以及“宇宙自然的生化与天地方位初识”基本无关,或者有点关系但叶文并没有用来从学理和逻辑上去论证他们的观点,只是拼凑了一段似是而非的文字。

二、《析疑》“上篇”之《四、四象兽雏形的塑造缘起于自然直观的生物》第(二)部分“有关四象中蚌图摆设龙虎图案的研讨”第3自然段(《论坛文集》第371页)全部抄袭自拙稿《“炎黄大战”第24项证据(或理由)》(“象牙塔网”2004年4月26日发布,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413.html)。

《析疑》文是:冯时先生的天文学内涵其主要内容包括:1、墓穴南部边缘呈圆形,北部边缘呈方形,符合主张的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墓穴形制是古老的盖天宇宙学说的完整体现;2、墓室主人右边蚌塑青龙图象、左边蚌塑白虎图象,构成二十八宿体系中的东、西二宫星象,蚌塑白虎星象腹部下方已经散乱的蚌壳应该是表示心宿星象,古人以大火星授时纪历;3、墓穴南部圆弧部分经过复原并按墓穴实际尺寸计算,它是一张最原始的盖图,而且比根据《周髀算经》所复原的盖图更符合实际天象;4、墓主人脚下的蚌塑三角形和人的两根胫骨构成北斗星象,蚌塑三角形为斗魁,两根胫骨为斗柄,而后者又是立杆测影的象征(《周髀》之“髀”即指人的腿骨,也是测量日影的表,古人受人体投影的启示发明了立杆测影这一天文观测方法),所以用胫骨和蚌壳组成的北斗星象还与测影纪时有关;5、墓室的殉人象征三子,即春分神、秋分神和冬至神,反映了分至四神相代而步以为岁的思想[13]。此外,李学勤先生也将陪葬墓主的蚌塑龙虎图象与古代二十八宿体系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东西二宫星象联系起来,认为四宫星象的起源可溯源至西水坡蚌图[14]。这也是四象雏形及其之制的最初实例。

拙稿《“炎黄大战”第24项证据(或理由)》第2自然段原文是:后岗类型濮阳西水坡45号墓发掘后,李学勤先生首先将陪葬墓主的蚌塑龙虎图象与古代二十八宿体系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东西二宫星象联系起来,认为四宫星象的起源可溯源至西水坡蚌图(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冯时先生随后对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内涵作了深入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1、墓穴南部边缘呈圆形,北部边缘呈方形,符合第一次盖天说所主张的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墓穴形制是古老的盖天宇宙学说的完整体现;2、墓室主人右边蚌塑青龙图象、左边蚌塑白虎图象,构成二十八宿体系中的东、西二宫星象,蚌塑白虎星象腹部下方已经散乱的蚌壳应该是表示心宿星象,古人以大火星授时纪历;3、墓穴南部圆弧部分经过复原并按墓穴实际尺寸计算,它是一张最原始的盖图,而且比根据《周髀算经》所复原的盖图更符合实际天象;4、墓主人脚下的蚌塑三角形和人的两根胫骨构成北斗星象,蚌塑三角形为斗魁,两根胫骨为斗柄,而后者又是立杆测影的象征(《周髀》之“髀”即指人的腿骨,也是测量日影的表,古人受人体投影的启示发明了立杆测影这一天文观测方法),所以用胫骨和蚌壳组成的北斗星象还与测影纪时有关;5、墓室主人脚下和两侧的殉人象征三子,即春分神、秋分神和冬至神,反映了分至四神相代而步以为岁的思想(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比较二者可知,叶文仍然是将拙稿两个相关内容(即李学勤和冯时的有关认识)前后颠倒再删除个别词句拼凑而成。因为是剽窃和拼凑,所以它仍然露出不少马脚:

1、李学勤先生的认识在先,冯时先生的研究在后,作为学术源流和情况介绍,理当把李的认识放在前面,把冯的认识放在后面。叶文将二者顺序调换,理路不当。

2、由于删除一些必要的内容和词句,导致“冯时先生的天文学内涵……”这种病句和怪现象出现。冯时是个人,他有血有肉有思想但没有“天文学内涵”;下文归纳那些“天文学内涵”都是西水坡蚌塑图反映和表现的,而不是冯时这个人的。

3、“墓穴南部边缘呈圆形,北部边缘呈方形,符合主张的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由于删除了“第一次盖天说所”几个字,也成了病句。符合谁“主张的”?“主张”没有主语。当然它也不是省略,主语不是指前文的“冯时先生”,意思表达也不可能是冯时先生“主张的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如果叶文是这样表达,那么它不仅篡改了冯时的研究,而且明显荒谬。

4、叶文将原文的夹注改为尾注,并不能够改变其抄袭的本质,但是其尾注却成连锁反应地错成一串——叶文尾注[13]本该是如拙稿原文那样“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却变成了“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北京”,尾注[14]本该是“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 却变成了“[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余不再述)。显然,它是在电脑上直接下载复制拙稿内容又不认真检查、核对引用文献注释顺序号的变化所造成。

5、叶文最后一句话“这也是四象雏形及其之制的最初实例”是他们自己增加的,恰恰增加这句话又出现问题。这句话有点费解,其意思大约是:“四象雏形”当然指龙、虎、鹿(或者龟蛇)、鸟,而“及其之制”应该是指四方四象的位置关系即后来的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史前时代为鹿象)。但是那段文字只涉及东苍龙、西白虎,而没有涉及南陆、北陆,何谈 “四象雏形”、“及其之制”以及“最初实例”?(李学勤先生认为“四宫星象的起源可溯源至西水坡蚌图”是没有问题的,有东、西二宫星象的起源就可以说“四宫星象”开始起源了,但是却扯不上“四象雏形及其之制的最初实例”。这又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事,可见学问有时候是无法瞒天过海的)

6、叶文那段话是其《四、四象兽雏形的塑造缘起于自然直观的生物》第(二)部分“有关四象中蚌图摆设龙虎图案的研讨”中的一段,其小标题和段落内容都只涉及“蚌图摆设龙虎”而非讨论“四象雏形及其之制”,所以,可能为了避免被指全段抄袭而加的一句话“这也是四象雏形及其之制的最初实例”反而造成文理不顺、离题和错位,弄巧成拙。

三、《析疑》“上篇”之《四、四象兽雏形的塑造缘起于自然直观的生物》第(三)部分“有关四象中的龙凤缘起的探讨”第1自然段(《论坛文集》第372页)后半全部抄袭自拙稿《“炎黄大战”第23项证据(或理由)》(“象牙塔网”2004年4月26日发布,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413.html)。

《析疑》文是:……“后岗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不会超出距今6400—5900年”。专家认为它可能刚好和西水坡第一阶段摆塑蚌壳龙虎图的“晚期”年代前4500年相衔接。即西水坡蚌塑龙虎图产生之后约有100年左右的时间,鼎器始在后岗类型中流行起来,我们认为这正是摆塑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族群接受鼎器所需要或花费的时间,约经历了四、五代人。后岗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其“早期”不见鼎器,很可能意味着它是摆塑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族群所开辟的一个新的居地。后岗类型分布的主要地域是豫北冀南,我们认为它最早的居所即是西水坡,而它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自豫北冀南而向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15)。

拙稿《“炎黄大战”第23项证据(或理由)》第5自然段原文是:……《研究》没有分析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存,但根据《研究》的标准,西水坡仰韶文化第一阶段接近下潘汪的遗存也应不在“后岗一期文化”中,所以《研究》估计“后岗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不会超出距今6400—5900年”。后岗72H5处于“后岗一期文化”的最早期,所以后岗遗址中鼎器的年代不会超过前4400年,而《试论》所划出未见鼎器、彩陶、大口双耳圜底缸的“后岗早期”的年代当早于前4400年,其上限可能不会早到西水坡第一阶段出盂、支架、罐、碗的“早期”,结合栾丰实先生对后岗下层年代上限的估计,我们认为它可能刚好和西水坡第一阶段摆塑蚌壳龙虎图的“晚期”年代前4500年相衔接。即西水坡蚌塑龙虎图产生之后约有100年左右的时间,鼎器始在后岗类型中流行起来,我们认为这正是摆塑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族群接受鼎器所需要或花费的时间,约经历了四、五代人。后岗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其“早期”不见鼎器,很可能意味着它是摆塑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族群所开辟的一个新的居地。后岗类型分布的主要地域是豫北冀南,我们认为它最早的居所即是西水坡,而它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自豫北冀南而向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比较二者可知,叶文在拙稿中先析出一句“后岗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不会超出距今6400~5900年”,然后就全文照搬,只是将一个“我们认为”改为“专家认为”。它这样做似乎是引用别人观点,而段末确有一个类似注释的标记“(15)”,事实究竟如何呢?

这个标记“(15)”既不是叶文中的注释标记(叶文的注释标记是用方括号“[? ]”),也不是附图说明标记(其附图说明标记格式为“(图xx)”),所以这个标记“(15)”模棱两可。查其注释,[15]是“中科院考古所内蒙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与那段文字无关。查其附图,图15是西水坡45号墓墓主及蚌塑龙虎图(《论坛文集》第418页),于说明“后岗类型分布的主要地域是豫北冀南,我们认为它最早的居所即是西水坡,而它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自豫北冀南而向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无益。说明后岗类型“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自豫北冀南而向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引用文献应该是“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即拙稿原文所有。

如前所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析疑》文中的的注释标记序号与文尾的注释标记序号有不少是错位的。查其文尾注释,确有[13]是“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北京”。就算《析疑》无意中弄错了文中与文尾注释标记序号的耦合(如前所述,当它是从网上下载拙稿删减个别字句直接插入文中而忽视了调整文尾注释序号问题),权当文中的标记“(15)”就是文尾的[13],它能否逃出本文对其抄袭的的指控呢?当然不能,不是“不能”而是无法。

其一,那段文字除了第一句“后岗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不会超出距今6400—5900年”和最后一个意思——后岗类型“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自豫北冀南而向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是张忠培、乔梁及韩建业文中的认识外,都是笔者的研究和分析所得(我肯定地说,在中国学术界,没有人在我之前提出那些观点和认识)。

其二,笔者那些文字是用于论证为什么后岗类型流行鼎器而其最早一段时间却罕见甚至根本没有鼎器(它早期处于鼎器文化圈,理当流行鼎器),即后岗类型的主流人群包括西水坡45号墓墓主是来自于渭水流域半坡类型(没有鼎器)——因为在与“炎黄”的战争中蚩尤族战败逃亡到濮阳西水坡及豫北冀南生存,经历几代人(约100年时间)后他们才逐渐接受了东方的一些文化和信仰。这些理解和认识在学术界也只有被某些考古学家认为很搞笑很无知的将史前考古学文化和考古材料与“三皇五帝”传说历史全面结合进行研究的王先胜才有。

其三,叶文将第一个“我们认为”改为“专家认为”,但是后面还有两个“我们认为”它没有改,同时它也没有加引号,这就让人稀里糊涂“找不着北”——后面那两个“我们认为”到底是叶伟夫教授、叶芃专家“认为”呢还是王先胜“认为”或者张忠培、乔梁以及韩建业“认为”?

其四,叶文抄袭那些文字虽然是一些新的观点和认识,但是它们于说明什么“有关四象中的龙凤缘起的探讨”以及“《四、四象兽雏形的塑造缘起于自然直观的生物》”基本没有作用和意义。那段文字(指《析疑》文中)的前面部分说的是西水坡蚌塑龙虎,其内容在《析疑》文的前面有关部分中已反复说到(由此也可见《析疑》文的堆砌、无序以及思路不清),其年代(即距今6500年左右)有考古学测年《析疑》文之前也反复说到,根本无须把我那些文字缀在那里——而且拙稿拙见讨论的是后岗类型中鼎器出现的年代即晚于“距今6500年左右”( 西水坡蚌塑龙虎的年代)约100年时间,这个内容于《析疑》文毫无意义,不知道两位专家怎么这么糊涂?

其五,拙稿关于后岗类型“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自豫北冀南而向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夹注是“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没有列出论文刊名刊期,《析疑》文尾的注释[13]也照收不误。拙稿没有或省略刊名刊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那些文字的上一段(即《“炎黄大战”第23项证据(或理由)》第4自然段)笔者已经注明,后来无须重复,而翻遍《析疑》文也没有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论文发表的刊名刊期。可见抄袭都不认真!

其六,笔者检查了《析疑》文文中的图片序号,从“(图1)”到“(图120)”为连续编号,说明那个模棱两可的“(15)”不是图片序号“(图15)”。又检查了其文中的注释序号,从“[1]”到“[14]”是连续的,从“[16]”到“[40]”也是连续的,而且都比正文小搁在文字的右上角,唯缺编号“[15]”。因此那个模棱两可的“(15)”应该理解为“[15]”了(经请教《文集》编辑,的确如此)。而其文尾注释“[15]”如前所述内容是“中科院考古所内蒙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与那段文字根本无关。《析疑》作者为什么这样做呢?由于[16]在文中与文尾内容是吻合的,而“(15)”到[16]之间也没有与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有关的内容,因此这个错误注释一方面用来平衡前面发生的注释序号错乱,另一方面可以——以我小人之心测教授之腹:如果抄袭被原文作者发现而提出,教授似乎可以用“整错了呵”来搪塞(即他们并不是存心要剽窃,而是搞错了引用文献来源)。一般读者都不会注意这个问题(编辑因为工作太忙——据我所知,该《文集》的编辑常常是下班时间都在工作,又对教授和国际名人很信任——叶伟夫、叶芃两位作者都是“世界科教文组织专家”、国际名人,详见本文附录,所以运气好的话就能蒙混过去。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他们如果记得《析疑》文中有那么一点新鲜玩意儿,如果需要引用一下,文献来源就可能弄成“叶伟夫、叶芃《红山文化礼玉美术禷俗析疑……》……”云云(如果细心的严肃的作者去照搬《析疑》文后的注释,那问题就更大了,会成为一连串错误;只有很熟悉后岗类型与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人,才会怀疑《析疑》文的注释错误)。如果我理解错了,请叶伟夫教授、叶芃小姐和读者指出。

四、《析疑》整篇文章中有一处提到《“炎黄大战” 的考古学研究》,即其“上篇”之《四、四象兽雏形的塑造缘起于自然直观的生物》第(一)部分“有关四象之一龙的主题原型”最后一自然段的开始(《论坛文集》第370页)说:“我们在参考了王先胜先生《“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所归纳各位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了何星亮认为龙的精神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六个方面……”这是否说明或证明《析疑》文没有剽窃《“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呢?不然。

其一,叶文所说王先胜“所归纳各位专家、学者研究成果”指的是什么呢?它没有具体指明。根据其文题“有关四象之一龙的主题原型”与下文“借鉴了何星亮认为龙的精神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王先胜所归纳的应该是指各位专家、学者关于龙的起源(“龙的主题原型”)以及“龙的精神”这些“研究成果”,但是《“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中根本就没有这种“归纳”,没有叶文所说关于“龙的主题原型”和“龙的精神”的研究与归纳。

其二,由于叶文所说王先胜“所归纳各位专家、学者研究成果”没有文献来源注释,没有指明来自于《“炎黄大战” 的考古学研究》中(在《析疑》文之前网上约有30万字)哪一部分,根据其文意“在王先胜……归纳……的基础上,借鉴了何星亮认为……”(即这个“归纳”可能与何星亮的认识有关,何的认识是王“归纳”中的一种),笔者找到《“炎黄大战” 的考古学研究》中与何星亮研究龙有关的所有部分,都没有关于什么“何星亮认为龙的精神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六个方面……”之类,当然更没有“所归纳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其三,《“炎黄大战” 的考古学研究》中有以下几个地方比较集中地说到龙:

1、《“炎黄大战”第26项证据(或理由)》第2自然段有:“西水坡这三组蚌塑图出土后,研究者众多,但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的研究都是集中于对蚌塑图的性质特别是蚌塑龙、虎、鹿的内涵表达或象征意义的探索方面,未见有人对蚌塑龙、虎、鹿与同时代或之前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即龙、虎、鹿信仰或崇拜的先行文化进行探讨或解说。冯时、陆思贤、伊世同等学者从天文学的角度对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塑龙虎图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其他研究有的认为蚌塑龙、虎、鹿是图腾,有的认为蚌塑龙、虎、鹿是供墓主人驱使、上天入地的工具,有的认为龙、虎、鹿是墓主生前的神灵的象征。无论哪种说法,蚌塑龙、虎、鹿对45号墓死者以及下葬该死者的先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无疑的”。这段文字说的是学术界对西水坡蚌塑龙、虎、鹿的理解,不是王先胜在归纳“龙的主题原型”或“龙的精神”。

2、《“炎黄大战”第26项证据(或理由)》第3自然段有:“关于鹿,半坡遗址出土有三种不同形状的鹿纹,其中有著名的四鹿纹彩陶盆(P.4692)。关于虎,临潼姜寨遗址、马陵遗址出土有著名的虎首类人面纹彩陶葫芦瓶。关于龙,宝鸡北首岭出土有著名的水鸟衔鱼纹细颈壶,其中的“鱼”状如泥鳅,学者认为当是先民们画的龙,为鱼龙、泥鳅龙(陆思贤著《神话考古》6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在甘肃永靖出土有半坡时代的S形双龙纹彩陶壶,易学界人士认为是最早的“双龙太极图”(胡善昌编著《太极图之谜》11页,知识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出土有距今约6000年前庙底沟类型的巨型夯土堆塑鱼龙(王大方、吉平《清水河出土新石器时代巨型鱼龙夯土雕象及大批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9日)。但是在东部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甚至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中,迄今都未见有出土龙、虎、鹿图像或遗迹的报道,一种也未有;在后岗类型的本土来源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福地甲类、界段营类型等,也未见有仰韶文化或半坡类型那种龙、虎、鹿图象或遗存……”。这段文字讲的是西水坡蚌塑龙、虎、鹿的文化渊源可能在哪里,即可能与哪种考古学文化相关,也不是王先胜在归纳“龙的主题原型”或“龙的精神”。

3、《“炎黄大战” 第28项证据(或理由)》第1自然段有——关于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性质或其象征意义,学界认识颇为杂乱:发掘者认为“自古以来,龙虎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都是威武和权力的象征。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人死后有三人殉葬,而且还在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地摆塑龙虎图案,充分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权力”,“足见第45号墓主人生前的身份非同一般”(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丁清贤、张相梅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申说:“墓主人的左右两侧还精心地摆塑着象征权力和神武的龙虎图案。充分说明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具有降龙伏虎,且可驱使龙虎之神威”(丁清贤、张相梅《河南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主人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方酉生先生的认识与此大体一致,他说:“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龙和虎是一种神物。将龙和虎置于M45墓主人的东西两侧,则意味着墓主人生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部落酋长,抑或是一位叱咤风云、勇猛无比的部落军事首领,因为他生前有功有德于民,故受到部落成员的崇敬,因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用蚌壳摆塑出龙虎来显示其威武和通天地鬼神的形象”(方酉生《濮阳西水坡M45蚌壳摆塑龙虎图的发现及重大学术意义》,《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冯时、伊世同、陆思贤、王大有等均从天文学角度对西水坡蚌塑龙虎鹿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陆思贤先生认为西水坡三组蚌塑图与表示分至四时有关,第一组为二分图,第二组为冬至图,第三组为夏至图(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第一章,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王大有先生认为西水坡三组蚌塑图已堆塑出二十八宿星图(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64—6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李中义、万洪瑞先生认为“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几组蚌图和天象间的真实联系,但它们都和先民这次祭天仪式有关,并且是这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既是天人对话的工具,又是天象变化的真实记录。四组蚌图构成一个完整的祭天场景”(李中义、万洪瑞《西水坡蚌壳龙虎图案及其原始宗教思维》,《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5日)。张光直先生将蚌壳龙虎鹿与古代道教中的龙、虎、鹿三礄联系起来,认为45号墓的主人是个“仰韶文化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礄的形象”(张光直《濮阳三礄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郝本性先生认为第二组蚌图虎背上的动物是熊而不是鹿,熊为图腾图象,为氏族之祖灵,龙与虎为人所敬畏的原始自然崇拜的精灵。三组蚌图表示“死者灵魂一分为三,一种守在墓内,与遗体合一,即为第一组蚌图;一种归于祖灵,与祖宗神熊图腾欢聚永生,即第二组蚌图;一种飞升到天空中,到远祖生活过的天国去,即为第三组蚌图”(郝本性《濮阳仰韶文化蚌图小议》,《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何星亮先生否定了蚌壳龙虎象征权力地位说、三礄说、东西二宫星象说等等,肯定了45号墓的“人殉”现象。不过他认为不是人殉,而应该是“祭神的人牲”。他引用了国内外的一些民族学资料,认为西水坡45号墓墓主既是巫同时也是神灵的化身,是人神一体的人物,而龙虎是该部落的两个重要神灵,也是墓主生前的神灵的象征,龙是主要神灵,虎是次要神灵,三个人牲表示分别献于墓主和龙、虎,旨在祈求墓主神灵和龙虎神灵回归人间和转世(何星亮《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蚌壳龙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蚌塑龙虎鹿是图腾,有些学者视蚌龙与M45墓主的关系为“骑龙升天”,兹不一一具述。

这段文字介绍的是学术界关于“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性质或其象征意义”的认识,仍然不是王先胜在归纳“龙的主题原型”或“龙的精神”,当然也没有什么“何星亮认为龙的精神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六个方面……”之类。

4、整个《“炎黄大战” 的考古学研究》(包括未公开的部分)都没有归纳“龙的主题原型”或 “龙的精神”。相反,《析疑》“上篇”之《四、四象兽雏形的塑造缘起于自然直观的生物》第(一)部分“有关四象之一龙的主题原型”一开始就归纳龙的起源(或谓“主题原型”)学说,而“归纳起来,主要概有十七种见解”,如“1、蜥蜴说……2、鳄鱼说……3、恐龙说……4、蟒蛇说…………”;十七种之外,还有罗愿、闻一多、冯时、何根海、王小盾的观点;之后它又具体谈了王小东的归纳和认识、庞进的认识;之后《析疑》文又归纳列举了考古发掘出土史前龙纹资料共15种(处);之后它又介绍孙机的梳理和认识。近4000字(《论坛文集》第367~370页)全部是《析疑》作者在归纳以及介绍别人的认识,然后就说“我们在参考了王先胜先生《“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所归纳各位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了何星亮……并且参考了庞进……”,之后他们就将“龙的精神简洁地概括为……将所谓的龙经过全盘研究后认为……”云云,然后整个段落就结束。王先胜“归纳”的无论什么影子都没有。

5、为什么《析疑》作者多处抄袭《“炎黄大战” 的考古学研究》不说明来源并且想法遮掩,而与《“炎黄大战” 的考古学研究》无关的内容反而要说成是“参考”了它呢?把别人的当自己的,又把自己的归于别人,这种不分你我的怪现象怎么解释和理解?按我小人之心度教授之腹:这又是一个烟幕弹——读者诸君以及王先胜,你们看清楚,本文明确说“参考”了《“炎黄大战” 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蛛丝马迹就不要大惊小怪的了,王先胜你也要知足,你的老是未出版的书的名字能够进入我们的论文,能让我们说“参考”是你的幸运和荣耀,感谢我们吧!——而一般读者也不会象王先胜那样熟悉和认真,那多半是我们叶伟夫教授和叶芃小姐的幸运和窃喜!——如果理解错误,也请叶伟夫教授、叶芃小姐和读者指出。

从网上资料看,《析疑》两位作者从事的专业主要都是美术、艺术类:叶伟夫是“著名金石学者、美术考古鉴赏家、艺术评论家、作家、诗人,北戴河国际艺术学院副院长、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世界科教文组织专家,国际知名人士。荣获‘中国当代知名艺术家’和‘国际名人 等称号’……”等等,叶芃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也是“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翰墨中国艺术名家、世界科教文组织专家组成员”等,都曾到欧美访问、做学术交流,经历不凡(见附录资料)。

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艺术大家、学术名家(虽然抄去的那些东西到处都弄得文理不通,与其文章不能很好衔接甚至无助于其论述),有点不拘小节,可能不是存心抄袭或者剽窃。但是我发现他们文中明确说的参考了《“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所归纳各位专家、学者关于“龙的主题原型”或者“龙的精神”的研究成果,以及“何星亮认为龙的精神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六个方面……”等,这些都不是拙稿的内容,觉得奇怪,而且让我心里极其不舒服——这不是强奸我的思想和意志、栽脏《“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吗?就去查它的注释,发现它颇有小心谨慎的安排。我又想他们抄袭拙稿内容而不说明来源可能是因为《“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尚未正式出版,网络文章不好成为他们的引用文献,为他们所不许。但是我又发现他们文后的注释并不是没有网络文献引用,恰恰有他们自己的网络文章在引用之列,如注释[28]为“叶伟夫、叶芃:《华夏古燕国长城考?史前方城遗址》,中国北方文化网”、注释[34]为“叶伟夫、叶芃:《华夏古燕国长城考?具有语言意义的文字符号》,中国北方文化网”。我无法说服自己能够把他们的行为理解为“不拘小节”、大家风范。

目前学界很少将抄袭与剽窃进行区分,我认为二者有重要区别:所谓抄袭多是直接把别人的东西搬过来,一般不加掩饰,只要对照阅读,外行也很容易看出和判断,有时也可能抄袭者因为不懂而无意中抄袭了别人,比如中小学生做文章、非大学和科研部门的人为评职称而作论文,都可能出现不自知的抄袭行为,当然也会有故意而为的情形那就类似于抢劫但是“赃物”永远不能隐藏和转移。而剽窃不同,剽窃就是偷,事主知道是不被允许的、不道德的、危险的,但还是想方设法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让外行和旁人都误认为偷过来的东西是自己的,虽然这种行为在被偷的人和业内熟悉“赃物”的专家那里也是见光死,然而剽窃者一般都怀有侥幸心理或者为现实需要所迫或者脸皮厚不怕被发现(目前中国的学术剽窃行为被发现尤其被处理者很少,大多数处理也很轻微,对剽窃行为构不成威胁和震慑),甚至判断或认为被剽窃者即使发现了一般也会碍于中国传统的老好人观念而不予揭露和追究。

在学术上,无论抄袭或剽窃“脏物”永远不能甩掉,这是事主没有偷实物者幸运的地方。但是很多抄袭者、剽窃者可能不明白这点,或者说他们没有认真想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抄袭和剽窃打击不力,或者根本上就不重视,没有专门的部门查处,不像治安问题那样有派出所及其他相关部门管理,而抄袭和剽窃又常常迅速带来实惠甚至有长远和长久的利益。故抄袭、剽窃猖獗。

上述叶伟夫、叶芃合作署名之论文反映和存在的问题属于剽窃而不是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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